由荷李活大亨韋斯汀醜聞激發的揭露性侵劣行運動#MeToo在2017尾段聲勢浩大，不過亞洲國家的#MeToo運動顯然遜於歐美，這跟受害者面臨「二次傷害」的威脅不無關係。由於法律保障和社會意識的欠缺，性罪行受害者的勇敢告白未必能將加害者繩之於法，反可能招來歧視和打擊。惟專家指出，「聲音就是力量」，鼓勵發聲才可推動社會文化的變革和完善法制。
明報記者 何麗玲
亞洲部分國家受#MeToo風潮鼓勵，近期陸續有受害者披露遭性騷擾、非禮、強姦等不快經歷。日本31歲博客作家Hachu(伊藤春香)本月中於網誌控訴在電通工作時，曾遭前輩半夜召到家中。有韓國26歲中小企女職員在網上指控年逾60的老闆看準她家境困難，今年初在加班的夜裏向其索吻及提議由他「包養」改善生活。
亞洲的性騷擾及性侵事故相信並不少於歐美，但為社會文化所礙，通常噤而不宣。亞洲婦女一般怯懦披露，因為認為外人「不會相信她們」。低學歷、低工資的一群，如柬埔寨工廠女工啞忍男上司的性騷擾，多因為害怕失去工作。
分析指出，大男人主義，加上維護整體利益多過尊重受害者人權等扭曲的社會價值觀，助長忌諱揭破性侵這類劣行。日本女職員即使討厭，但都跳不出「企業文化」的框架，慣於公餘陪飲酒，取悅客戶和男同事。有韓國現代信用卡公司女職員透過網絡稱向公司申訴遭上司強姦，要求調職，但公司堅持撇清關係，回應說﹕「這是男女私事，不能辭退或作人事調動。」
韓國家具公司漢森(Hanssem)一名24歲女職員舉報遭遇後更慘受「二次傷害」。她表示在入職4個月間，先後遭同事用手機偷拍如廁、上司利用她的信賴而施暴，舉報上司卻招來公司內的侮辱謠言，爭取調職再遇人事部主管企圖強姦。可是女事主卻遭公司以減薪10％半年以「懲戒」其「風紀紊亂」。她10月底在網上發帖披露事情，縱有不少聲援者，但仍有部分網民質疑其意圖和留言侮辱。
日本2014年內閣調查發現，受害婦女中僅4.3%會報告遭受性侵，其餘皆是透過間接渠道(醫生、朋友等)令外界得知。韓國政府的女性家庭部今年初發表3年一度的「全國性暴力事態調查」，強調2016年「性暴力受害率」較3年前減少。該部門的調查還顯示，7200名受訪成年中分別有55.2％男性和42.0％女性認為「女性小心就能減少性暴力」。
然而《韓國日報》找來大檢察廳、韓國性暴力商談所等官方、民間機構數據指證每年個案其實有增加趨勢；例如女性緊急熱線首爾中心統計所接收到的性暴力個案電話顯示，2013年至2016年節節上升，由1544升至2178宗。
舉證艱難 僅4.3%受害者舉報
舉報少的一大原因，是舉證檢控艱難。日本記者伊藤詩織5月指控東京放送(TBS)駐華盛頓主管山口敬之兩年前強姦她，但東京地方檢察廳去年7月以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一年前，韓國一則指控該國著名詩人朴鎮成(音譯)性侵的網帖，曾引爆牽涉文化、演藝、教會和體壇等界別性暴行的社交網絡運動。朴鎮成跟很多性罪案調查一樣，終因「證據不足」獲撤控罪。
韓國性暴力商談所的趙銀姬(音譯)說，必須要改變社會看待性罪行受害者的認知。曾在大企業內工作遭受性侵的律師李恩熙(音譯)如今主力援助性侵受害者，她相信像#MeToo訴說經歷，有助正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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