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禮vs.法

自強調法制的秦首建大一統政權以後，制定刑法成為歷代治國之本。但在此之前則重禮輕刑，以法治國只是下策，如《尚書．大禹謨》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為免錯殺寧從寬)。春秋晉國鑄造刻有法律條文的刑鼎，便被孔子批評失去法度。至戰國早期李悝制定史上首部完整法典《法經》令魏國富強，及後商鞅進一步廢除特權強調刑罰，把律法變成超然管治手段，秦國崛起，刑法漸受重視。從禮治變成法治，自有其社會背景：東周農業與商業的長足發展下，重視心性的禮樂已難以管理國家，重視利益的法制更具管治效率。

秦亡vs.漢興

提到秦朝速亡，一般會想到嚴刑峻法。但據學者考證，文景之治的法律與秦其實相差不遠，畢竟漢律就是以秦律為基礎增刪而成，卻能締造盛世。要因在於執法尺度：文帝以剛正的張釋之、景帝以仁厚的張歐為廷尉(最高司法官)，前者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斷案，後者能不判監禁就盡量不判，令處刑者大減，與秦朝的連坐作風迥異。尤其張釋之敢於彈劾太子(景帝)不守規矩，並無視文帝施壓只判令皇室輿馬受驚的人罰款，頗有司法獨立的味道。當然能容如此耿直者只限於寬仁之君，景帝繼位後便因先前過節貶謫張釋之。

國君vs.臣民

既然歷代都有嚴密刑法，似乎法治應是中國傳統；但張釋之的下場正反映當中最大問題：擁有切實任命及指示權力的國君是最終話事人，司法好壞除看司法官能力，更繫於君主會否用盡權力。司法既難以獨立於政治，君主不賢便很易變成威權工具，包庇寵臣是常事，急欲作為的國君起用的執法者也容易濫暴，既常有尺度極嚴的酷吏，更屢有善於構陷者如漢武帝時張湯、武則天時來俊臣，各代正史多有〈酷吏傳〉正說明情�G普遍。另一重要側面是古代酷刑發達，突顯執法者慣常寧枉勿縱，「青天」才會深受敬重。如此依法治國，稱為「刑治」或許更貼切。

．葉雨舟 - 書呆子一名，喜歡反思中日韓歷史文化的種種，希望東方社會能重拾對東方文化的認識。

文：葉雨舟

圖：資料圖片

[語文同樂 第4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