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島嶼天光》獲得台灣金曲獎
6月27日在台北舉行的第26屆流行音樂金曲獎，把年度歌曲頒給了滅火器樂隊的《島嶼天光》。這個獎項的其他入圍者包括張學友的《用餘生去愛》、a MEI(張惠妹)與蛋堡的《偏執面》和蔡依林的《Play 我呸》、徐佳瑩的《尋人啟事》。這些都是天王天后，而誰是滅火器？
滅火器是一支十幾年前成軍於高雄、以龐克搖滾起家的獨立樂隊；《島嶼天光》則是一首不折不扣的社運歌曲，誕生於去年的太陽花學運，歌中部分還是來自佔領立法院現場學生的合唱。
雖然過去的金曲獎中，獨立音樂人有獲得各種獎項，但「年度歌曲」這個獎確實意義不同。這意味着不僅太陽花青年們佔領了國會主席台，獨立音樂也佔領了金曲獎最重要獎項(這段頒獎過程在中國大陸視頻網站的現場轉播中被全部跳過。)
在頒獎禮上，還有一段演出名稱為《Made in Taiwan》，分別是歌手黃連煜的客家藍調(他獲得最佳客語歌手與最佳客語專輯)、董事長樂隊的台語搖滾(現場舞台設計出現非常漂亮的民間廟宇)，和原住民樂隊Matzka，最後是3個組合合唱1990年新台語歌的代表歌曲《向前走》。
我身旁的香港人說，這場面在香港的音樂頒獎典禮上絕對不會出現。
其實，整場頒獎典禮中介入入圍作品的影片概念就是台灣味，而典禮開始前的紅氈時間，雖然大都是明星展現華服，但入圍最佳客家歌手的黃瑋傑卻是拿着反對美濃水庫的抗議布條走場。
台灣多元社會力量衝擊建制
當然，頒獎典禮上呈現的在地情感、抗議布條、政治發言，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但台灣的音樂頒獎典禮和香港的同類活動的確愈來愈不同。天王天后無疑仍是吸引最多眼球，大錢製作的主流專輯也通常拿下最多獎項，但這個台灣最主要的音樂獎中，卻仍有各種獨立和另類的聲音。
這或許反映出的是，過去幾年台灣累積的多元社會力量衝擊了建制——不論這個建制是音樂工業或者是主辦的官方。所以評審名單中有主流產業的重要人物，也有熟悉獨立音樂的樂評人；這個金曲獎雖然是官方主辦，但是仍然必須在某程度上傾聽與關注民間的聲音；更不要說就音樂創作者來說，這幾年青年社會運動也影響了愈來愈多的音樂人——3年前五月天在金曲獎的演出中，後面視頻就放上反核的信息。
但這不是從來就如此。
上個月初，台北正好舉行了民歌40紀念演唱會。1970年代中期肇始的民歌運動是青年人拿起結他唱自己的歌，這可以說是戰後被長期噤聲的青年終於得以集體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整個1970年代，政治反對運動和各種文化運動正在騷動，新的青年世代開始思考「中國」與「台灣」的意義，開始追求「回歸現實」，並凝視腳下的這塊土地。不過，民歌運動的大多數作品除了對遙遠中國的鄉愁，就是關於年輕人的夢想與憂愁——用現在的話說是比較「小清新」。這當然主要是因為那個冰冷的威權體制不允許歌曲觸碰到社會現實。唯有少數歌手如李雙澤、楊祖珺、胡德夫，試圖實踐民歌的原初意義——走向民間和人民。李雙澤的《美麗島》尤其契合當時的時代精神：對台灣與鄉土的素樸禮讚。但李雙澤不幸過世，想做台灣Joan Baez的楊祖珺被體制打壓，胡德夫則轉向原住民權益運動。「美麗島」被島嶼的黑夜吞噬了。
1980年代之後的台灣流行音樂，固然不乏某些音樂人的作品貼近島嶼的憂傷與憤怒，但整體來說是比較去政治化的。
來自一個世代的集體努力
直到過去10年，新的聲音地景與青年文化成形。一方面是由於網路和科技的改變、主流音樂的衰落，和許多人努力地經營演出場地、廠牌、音樂節、網站等，獨立音樂愈來愈滲入青年文化；另一方面，過去幾年由於各種關於土地、環境、原住民議題，以及對所謂中國因素的抵抗，引發了青年公民運動風潮。這兩個趨勢愈來愈緊密結合，有更多獨立音樂人乃至少數主流歌手關注與介入社會運動。終於到了去年3．18，爆發青年反抗運動的高潮，以及樂隊參與社運的高潮，並且在運動中誕生了這首《島嶼天光》。
滅火器不是只在去年3．18才出現，他們之前也經常參與社運，而他們在音樂上的努力耕耘也讓他們從一個獨立樂隊到3年前登上體育館舞台，更在去年太陽花運動的一場街頭遊行，和幾十萬人一起演唱《島嶼天光》(歌手何韻詩今年在台灣演出時，也在演唱《撐起雨傘》後，用台語演唱了《島嶼天光》)。
滅火器團員們在領獎時說的好，這個獎不只是屬於他們的，而是所有運動的參與者。的確，這個獎是來自一個世代在音樂上與社會上的集體努力。抗議青年們從街頭佔領了立法院內/外，試圖重塑台灣的民主，而音樂青年們也早在島嶼的不同角落唱着他們對於這個土地的思考與情感，改變着台灣流行音樂的想像。
而香港的政治建制和音樂建制，看起來，都需要很大的衝擊與挑戰。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