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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2002年連任後推行高官問責制,當時特色是找來一批商界人士,與公務員背景的人士組成問責團隊。當時政務司長是曾蔭權,財政司長為梁錦松,律政司長為梁愛詩。圖為問責團隊與行會成員合照。(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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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再次當選特首後重組班子,團隊主要骨幹是公務員背景人士。當時的政務司長是唐英年,財政司長是曾俊華,律政司長是黃仁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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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當選特首後,改組架構方案闖關不成,維持三司十二局的架構,找來一些專業人士加入,與公務員背景人士組成團隊。政務司長是林鄭月娥,財政司長曾俊華留任,律政司長是袁國強。(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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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政壇中人為政局把脈:問責成效不彰 政治人才匱乏

【明報專訊】政府施政寸步難行,運作多年的政治制度生病了?曾鈺成、羅范椒芬、李慧k、李永達、郭榮鏗等政壇人士及學者方志琚A在座談會中先為政制把脈,歸結出四大病因——制度缺陷以至政府在立法會缺乏支持,議案難於立法會通過;高官問責制成效不彰,政治團隊鬆散;政黨沒有準備執政,致政治人才匱乏;諮詢架構和民間社會割裂加劇民眾動員等。各講者也認同,就算普選來臨,若未能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手執百萬票的特首也是難管治。

曾鈺成:問責官只懂扭保皇黨手

問責制於2002年開始實行,惟現問責團隊不少官員,被批評質素參差,曾鈺成說,前特首董建華設計此制度時,原本是希望問責高官「跟反對派爭民意」,但此事「從來沒有發生過」,結果問責官員只懂「扭保皇黨的手數票」,問責團隊無法取得其他黨派的支持,如何談得上是政治人才?

曾鈺成說,按原本設計,問責局長原本應是具政治意識、要面對公眾、有政治理念,惟現時不少官員,對是否認同「大市場、小政府」等,全沒有理念,舉例在新加坡等議會制的國家,部長是由選舉出來的政治人物擔任,反觀香港的管治團隊,於「埋班」前,根本沒有一致的政治理念。

羅范椒芬亦認同問責制偏離原意的說法,批評近年不少官員養成「政治個體戶」的心態,只管好自己的範疇,想捱過任期5年便行,完全「唔想出聲」,她憶述問責制原想吸納政府外更有經驗的專業人士,但現實是「反而比以前更差」,建議應由政黨,甚至泛民成員,任部分政策局長。

李慧k憂政黨趨民粹 施政更難

李慧k指出,香港沒有政黨政治,令不少政黨長期只有「參政」心態,考慮政策時只考慮單一政策是否行得通,未能考慮競逐資源時的優先次序,憂慮政黨如繼續只做反對黨,對政府的叫價只會「愈去愈盡」,而政黨愈趨民粹,政府施政更困難。

李永達笑言,曾估算本屆立法會首6個由議員動議的議案,如政府按這些議案去做,開支要達700多億元,反映「連建制派都不太預備執政」,因為若是執政者,豈會這樣去考慮公共資源運用?

李永達:梁最少跟政黨非正式溝通

李永達批評,現屆特首梁振英是3任特首中最少跟政黨作非正式溝通的特首,形容這是「很壞的現象」。他舉例,以前曾蔭權脾氣再差,有求於泛民時,也會找民主黨吃早餐,但現屆政府,「沒有非正式的政治游說,政府如何運作?」

新力量網絡副主席方志睇﹛A現時的管治問題源於「多重割裂」。首先是行政、立法關係出現割裂,政府和建制派關係鬆散;第二是政黨和政治團隊鬆散,因為以往局長均出身於公務員系統,有同樣的文化、訓練,有團隊精神,但2002年改為問責制後,局長在沒有政黨配套下,只能「臨時拉伕」,沒形成團隊;第三是諮詢架構令政府和民間社會割裂,多了市民透過互聯網動員,少了透過政黨。

郭榮鏗指出,以香港現今政治環境,就算日後當選的特首坐擁數百萬票,也要構想如何組成管治團隊。他指出,世界潮流趨向對政府和大政黨有很深的不信任。香港設計選舉方案時,亦應考慮如何構想實行聯合政府的問題。他說,年代已不同,政府過往做政策諮詢的模式要檢討,需要更深入更透徹。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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