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判高瑜 自暴其短
71歲的內地資深記者高瑜，被指觸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重判入獄7年，引起中外極大迴響。
中國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案論案，大家不妨看看高瑜案是否「依法治國」的一次良好示範？即內地所講「要把每個案子都辦成鐵案」，經得起法律和時間的考驗。
根據起訴書，高瑜案所涉的國家秘密，是俗稱「七不講」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况的通報》的「中共中央辦公廳【2013】9號文件」。
所謂「七不講」，即不講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七種主張。
第一方面，先論證據。
當局的控罪指，高瑜在獲取這份機密文件後，於2013年7月利用Skype軟件，發送給身在海外的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創辦人何頻。
判案講求人證、物證。可是控方在庭上，無法提出鑑定證據指出，高瑜究竟在何時、何地、用哪部電腦傳送出有關的文件。中國網監科技之高，資源之厚舉世聞名，但經過一年調查，如果連最基本的電腦犯罪實證紀錄的時、地、物都無法提出就將人治罪，那麼，這種判決實在馬虎、兒戲，為依法治國自暴其短。
中國的網絡和科技警察，應該不止這種水平，即使資料被刪，他們亦應能修復，之後一一呈堂，擺出鐵證如山之勢，壓下泄密者，令你百辭莫辯，輸得心服口服，否則將辜負無數為網管大量投入的中國納稅人。
有香港熟悉科技罪行檢控程序的人指，調查這類案，一般會從收件者的IP開始查起，再追回發件者的IP，並查出違法行為的時與地。得此資料後，控方就會向軟件公司要求獲取被查者的資料，以及看看能否追回所涉文件等。可以確定的是，當局無法調查身在海外、被指是「接密者」何頻，但暫時不能確定中國官方有否從軟件公司獲得任何證據，如果有就應該讓證據說話，以理服眾。
黨國不分 重判良心 如何服人？
另一方面，何頻的聲明指，早於當局指高瑜發出文件之時，自己早一個月已從其他渠道獲得文件，來源並非高瑜。如此的時間出入，未知當局如何解釋？
第二方面，程序公義。
當局的判刑，主要基於高瑜的認罪證供。她的辯護律師指，高瑜之所以認罪，是由於辦案人員威脅要將其子「抓起來」脅迫而成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解釋，令被告人在精神上受痛苦的方法而逼出違願的證供，屬於非法取證，應當排除。
另外，高瑜案開庭前，她的「認罪和深刻懺悔」的片段先在中央台播出，有違公平審訊原則。
最後一方面，就是黨國不分的問題。
今次的文件，是一份黨的文件。在黨國體制下，將「黨」的文件當成「國家」文件，再以「國法」對高瑜治罪，實在不符「依法治國」的精神，對國際社會作出一次錯誤的示範。
而根據《保守國家秘密法》，國家秘密包括國防、外交、經濟等範疇，意識形態不在其列。將黨的意識形態正確方針列為秘密，再以國法限之到底是否正確？
再退一萬步，高瑜並非黨員，沒有法律責任為黨保守秘密。
黨國不分，重判良心，如何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