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永康案把脈黨國體制
一派打虎聲中，「刑不上常委」已成明日黃花，腐敗名聲在外而安然無恙者仍大有人在，坊間頗有「選擇性反腐」之譏。自毛核心時代迄今，體制內安身立命保位升官的無上秘訣，不外乎「站隊」二字。順者昌，逆者亡，與「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確」才是更有效的護身符。·章立凡
2014年7月29日傍晚，各大官媒一條77字消息的播出，宣告了「政法沙皇」周永康的垮台。其實在中國大陸互聯網上，「周永康」三字早已不是「敏感詞」，對多數國人也算不得一條新聞，而是一樁茶餘飯後反覆吞吐的舊聞。惜墨如金的官方消息，追認的僅僅是一個既成事實，以期在即將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先聲奪人，壓倒群芳。
政商帝國：權力黑社會化
根據業界潛規則，媒體對知名人物的告別，一般都備有預案(3年前某大佬就曾遭遇「被逝世」的烏龍)。由於備料充足，周永康這場遲來的「喪事」，立時變成了媒體的狂歡。各家爭相推出不同版本的周永康「關係圖」及配套報道，其中以財新傳媒六萬字的專題系列報道《周永康的紅與黑》最為重磅，一舉摘得業內桂冠。
「關係圖」所展現的周氏政商帝國版圖，分為「周氏家族」、「四川系」、「石油系」、「政法系」四大譜系，權力結構盤根錯節，利益管道四通八達，神似東方的幫會堂口和西方的黑手黨家族，但又比底層犯罪組織多了一把巨大的保護傘——不受監督的廟堂權力。
黨天下是擴大了的家天下，絕對的權力可以輕而易舉地化公為私，將家族和部屬植入組織系統，克隆成為私人勢力。農家子周永康進入體制後，發展軌迹由點到面，由地方到中央，由司法到行政，由政治到經濟，由官場到商場，由近親到親信，由白道到黑道……最終爬上「政法沙皇」的權力顛峰，搭的就是現成組織系統便車。
周永康以排名第9的常委，卻擁有薰天權勢和駭人聽聞的財富，不僅在於掌握了兩個最重要的系統——大棒政法系統和錢袋石油系統，更在於其行為模式毫無底線，以叢林法則取代了法治原則。周所控制的強力部門，在多地淪為暴力團體，通過權錢利益勾兌，成功實現了「維穩產業化」；以嚴刑逼供等暴力手段，在全國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在押人員「躲貓貓死」、「洗澡死」、「做夢死」、「洗臉死」、「激動死」、「發狂死」、「摔牀死」等各種離奇死法，成為中國司法史上的奇觀；以「打黑」、「打擊經濟犯罪」等名義進行的「黑打」，將企業家羅織入罪判刑奪產，黑社會特徵明顯，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有組織犯罪。
歷史上的宮廷權鬥中，掌握過多權力和秘密的僭越者，不僅令人恐懼，更令人痛恨，下場往往很慘。周永康敗在昧於歷史，對權力的追求過份貪婪，尤其是執掌武警兵符之後，在權力鬥爭中屢屢突破底線，觸犯了政權與槍桿之間的禁忌。
會黨政治是中國傳統家族政治的翻版，周永康的政商帝國，只是構築權力金字塔的板塊之一。從基層到頂端權力架構中，還存在着眾多大大小小的家族板塊。若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則產生老虎的溫牀依然存在；人治反腐、運動式反腐若不轉成常態的法治反腐、制度反腐，也依然是治標不治本。
權力魔咒：刑不上哪些人？
審查周永康，被譽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坊間稱頌有加，實際上正在被追究的，僅僅是一位「前常委」而已。縱觀中共建黨93年來的黨史，此前已有21名政治局常委因各種原因落馬，平均每四年多就有一位。這條所謂的潛規則，更像是個無厘頭的偽命題。
據稱「刑不上常委」的說法，源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在6月16日對新領導集體「政治交代」的談話。鄧主張「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並以兩代領導集體的歷史經驗為例：第一代「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鄧小平提出「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強調「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
分析鄧小平的談話，無論如何解讀不出常委個人有不受追究的特權。從另一方向推論：倘若政治局或常委會不夠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黨國的命運就要出麻煩。他所認同的，其實是「刑不上核心」，且只有核心才有權給其他人「上刑」。毛核心發動文革，打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林彪，常委陶鑄、陳伯達等一大批黨政軍高官；鄧在成為核心後，先後拿下了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和常委胡啓立。後來在「南巡講話」前後，鄧小平也不是沒考慮「換核」，但耳朵一軟臨時改了主意。
歷史證明，在毛、鄧兩代核心任內是「刑可上常委」的。自江澤民時代開始，權力鬥爭僅扳倒了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蓋因強人政治被常人政治取代，博弈各方都不太有本錢豪賭。中共哪一代核心都不是神，鄧的上述講話之所以被演繹成「刑不上常委」的禁忌，無非是對演繹者及其擁躉有利。
權杖交接到毛時代成長起來的紅二代手中，「刑不上常委」更不是禁忌。根據該群體自己的定義，紅二代「定位在老一輩於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參加共產黨、參加革命的後代們」。他們相當於家族公司創業大股東的繼承人，人脈及政治資本豐厚，與先輩打下的紅色江山有天然的血緣感情，對大權旁落憂心如焚。至於草根出身的公司管理層，即便爬到高管地位也仍是打工仔，若有人背主弄權營私舞弊，大股東家族是要清理門戶的。周案與薄案的區別或在於：對「自己人」中的爭大位者如薄熙來，交宗人府「永遠圈禁」足矣；而周永康這類惡奴欺主的退休高官及其「官二代」，則須按家法嚴懲不貸。
一派打虎聲中，「刑不上常委」已成明日黃花，腐敗名聲在外而安然無恙者仍大有人在，坊間頗有「選擇性反腐」之譏。自毛核心時代迄今，體制內安身立命保位升官的無上秘訣，不外乎「站隊」二字。順者昌，逆者亡，與「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確」才是更有效的護身符。
打虎目標：結束老人政治？
我在今年2月發表的《「蝴蝶效應」與反腐前景》一文中，預言了這樣一種現象：「以打虎反貪名義進行的高層權鬥，若就此進入膠着狀態，勢成騎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難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險。」在周案公布後一周內，官媒熱門話題即是「膠着狀態」和「老虎反撲」，外加一句 「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的狠話。匪夷所思的是，這些話題很快又成了文宣禁區。「無所謂」這句名言，25年前曾出於另一位中共總書記之口。他因手無兵符而受制於老人幫，成了被核心拿下的第二個常委。在後毛時代的30多年間，「老人干政」一直是中國政局的另一道魔咒。風水輪流轉，以中共「十八大」胡錦濤 「裸退」為轉捩點，魔咒出現了消退的徵兆，這也是他在無所作為的政治生涯結束時，對執政黨的最大歷史貢獻。
現任總書記的既定目標，是結束周永康背後的老人政治。他接受幾位前任的失敗教訓，上台伊始就狠抓軍權。在就任軍委主席後的20個月中，共計巡視軍隊14次，平均約一個半月一次。與前兩任相比，他似乎更注重提拔少壯軍人，已晉升34位少將為中將。在「小組治國」的布局下，他出任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在反腐旗幟下整肅軍隊，拿下了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
宣布審查周永康前夕，華東地區的大規模軍演，異乎尋常地導致大批航班延誤，令人聯想起1976年逮捕「四人幫」後，軍方從海陸空鉗制上海的歷史場景。周案公布的次日，軍委主席攜兩位副主席南下福建勞軍，繼續展示鐵腕，強調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拳法套路深得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傳。
反腐悖論：救黨還是亡黨？
周案公布的當日，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預測：「從現在起到四中全會，是政權的高危期」；「颱風正在上海登陸，很可能將橫掃上海官場」。其後新老虎落網消息頻傳，各省市站隊表態之聲不絕於耳。
武松四面出擊，動了體制內眾多老虎家族的奶酪，其風險非同一般。目前武松與老虎之間均無安全感和信任感，未來是對決還是妥協？體制內外各方有着不同的解讀。
7月30日周永康案公布後40分鐘，人民網即發表題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號》的文章，稍後被删除。8月5日，人民論壇發表文章《反腐要提防「大老虎」們聯手反撲》，又引發了熱議和爭論。6日晚，《人民日報》客戶端轉發文章《周永康後，中國要打好「三大戰役」》，將「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視為今後的三大戰役。8日，某海外黨媒發文批評當前反腐「四大謬論」，即「中止論」、「特赦論」、「膠着論」和「反撲論」。同期體制內外的公共知識分子發生了激烈爭論，一部分人主張順勢推動改革實現憲政，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改革已死，體制無藥可救。還有人發出「紅二代應該站出來，挽救國家危難，推動中國政治大變革」的呼籲。
當下出現的「中止論」和「特赦論」，反映部分體制中人的焦慮。外科手術式的反腐，猶如在癌細胞不斷擴散的軀體上，以連續切除病灶方法進行治療，病體能否承受切割並繼續存活？「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之說已流行多年，但不夠精準。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反腐可能造成黨的分裂，不反腐必將丟失政權」。
2011年底，我當眾講過一則自編的寓言：「危樓上，江湖郎中數人夜酌，聊起一樁疑難雜症。體量虛胖，五臟潰爛，病入膏肓，中樞麻木。病家諱疾忌醫，醫家徒喚奈何。」我是點評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下一屆核心在第一個任期內，不能啓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話，也就無須啓動了，我會放棄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願景。
如今，新核心的第一任期已度過近五分之二。在此期間高舉反貪腐旗幟進行權力鬥爭，建立個人威權，捍衛黨的執政地位。至於能否以政治改革救黨，避免「埋」的結局，至今猶是未定之數。正所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一念蔣經國，一念毛澤東。
中共四中全會行將召開，媒體熱炒「依法治國」，歌頌「中興領袖」；更有海外黨媒將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目標，提升至「第五個現代化」的高度。作者可能不知道，早在1978年，西單「民主牆」就出現過一篇《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的著名文章，究竟哪個才堪稱「第五個現代化」？着實有點令人哭笑不得。
依法治國：重溫舊時「中國夢」？
現任核心上任之初，提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其實這套說法由來已久：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提出：「黨的各級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一樣，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江澤民在1996年提出的「依法治國」，在第二年被寫入中共「十五大」報告，成為執政黨的基本治國方略。
五年一度的換屆承諾，每次都能引發公眾的美好憧憬。20多年前開始營造的「依法治國」，也曾是一個「中國夢」；在周永康時代不僅沒有實現，反而出現了大倒退，導致腐敗蔓延、社會分裂，越維越不穩。
究其根本原因，在於黨國體制自身違背了「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規則。近兩年間，法制倒退仍在持續，意識形態緊箍咒越收越緊，不僅憲法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權利未得到切實保障，因思想言論、公民維權等原因獲罪的案例更有增無減。
處理周永康案，如果仍像薄案那樣「指東打西」，僅僅以經濟控罪替代政治清算，不平反周氏主政期間的大量冤假錯案，清算其給中國法制造成的傷害，執政黨仍將面臨合法性的難題，又何從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依法治國」不同於「以黨治國」，若黨派利益超越國家利益，很難贏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依法治國」須祛除僵化的意識形態，走出「內儒外法」的歷史窠臼，若僅僅是「重振朝綱」式的宮鬥劇目輪迴，仍無法擺脫歷史周期律。 (作者是內地近代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