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念﹕阿乙小說 筆別農村
【明報專訊】古代中國以農立國，不過自1978年改革開放起，中國主力發展工商業，農業漸漸式微。農民為了生計，紛紛到城市打工。阿乙是農民出身，他讀小學時舉家離開農村，父親到縣城開小賣部；他26歲再往前一步，住進城市並成為作家。從田野走到城市，遷移轉戶的背後，他懷揣困在鄉鎮的不甘，但亦擺脫不了曾於農村生活的影子。近年他發現印象中的鄉村和農民消失了，因此在新著作中，決定與農村告別。
家中老二 起筆名阿乙
阿乙原名艾國柱，1976年生在江西省瑞昌市的農村。他讀小學時搬到縣城，中學畢業後讀警校，當上民警。可是他當民警時預視到自己未來的生活乏味無趣，所以辭了職，到大城市當體育報章的美術編輯。他是從看書培育出寫作志向，開始在網上發表小說，因為他是家裏的老二，故以「阿乙」為筆名。阿乙於網上成名後，把網上文字結集成書，包括成名作短篇小說集《灰故事》、中篇小說《下面，我該幹些什麼》等。他的著作頗受歡迎，曾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等，更曾被詩人北島譽為「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
鄉下成空心村
縱使2004年已定居北京，阿乙的作品仍具小鎮農村的影子，他說這是源自對農村生活的熟悉。他小時候插過秧，收過稻穀，拿過鋤頭，小腿還被鐮刀割傷過，「被父親逼着到田裏去，親自農耕，還記得有螞蟥(水蛭)爬到腿上」。
1985年，正是中國經濟起飛的1980年代，「我的父親是村中第一個「出逃」的人，我們出走的時候，沒人知道這村莊最後會變成『空心村』。好像我們家拉開了氣球的閥門，氣球就慢慢地癟了，村莊就變成了乾癟村莊。」30多年間，村莊從70、80戶人家，剩下現在只有十來戶遷移不動的人。「有一年弟弟說：『到鄉下拜年吧！』，但他又說：『何必到鄉下呢？現在大家都在城裏面。』」現時阿乙出生的村莊，小學已不招生，校舍變成養豬場，有些農民不種田了，野草長到半個人那麼高，還有野豬從山上到村覓食。
「種一年的田(收入)都及不上到城市打一個月工」，阿乙殘酷地說出現實。 「能遷走的人往城市去，去了鎮、縣、市、城，遠的去廣東、福建、上海，更遠的去迪拜。農村則被建設得愈來愈快，如政府提出『村村通』，通自來水、通電、通網絡……路也早變成水泥路和柏油路。企業、慈善家、政府建水泥屋，建籃球場，車站繼續往山裏開」。
阿乙說，他這年紀的人很少種田了，農耕生活在內地已罕見。最近他有一名朋友跟父母回到農田，種田「拋秧」。「拋秧」這詞觸動了阿乙，那曾經是他很熟悉的工序，「我連什麼是『拋秧』都快忘記了，是不是把秧往田裏一拋讓其自然生長呢？」
農村人淳樸性格消失
「文學從來是對它所處的年代的反映，忠實的程度甚至超過鏡子。」《早上九點叫醒我》是阿乙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他想在小說反映「有千萬年歷史的農耕生活就像日光下的水漬般退卻」。小說以一場在農村舉行的葬禮揭幕，村裏不可一世的惡霸宏陽死了，阿乙借其他人的回憶訴說這惡霸的狡猾和農村的人性，記下這條村最後一次的喧鬧。
阿乙認為現時農村人淳樸的性格也消失了，他筆下的角色正反映21世紀中國農民的想法，「這一代已完全市場經濟化了……以前的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現在農民已經知道金錢、致富的概念，很多人生活的目標是錢，以錢為動機」。阿乙兒時父親催他下田勞作，上一輩農民深信「辛」可以培養「勤」，但這一輩的農民不但愈來愈少，金錢亦侵蝕着他們的簡單。
鄉村消失 拍手稱快
「回鄉只有兩件事情：一是別人死了，一是自己死了，別的可能已經不大了。」在離去的人潮背後，阿乙形容鄉村留下了老人、墳堆，還有新房子——都是離去的人在城中掙了錢回來建的，平日沒人居住。「例如我的母親，在老家李艾村建了一座房子，3層的水泥房，花了40萬人民幣。我說：『你用這麼多錢建房子幹什麼呢？又沒人住。』她說：『未來有一天我過世了，我總不能把棺材停在別人家門口吧!』」他形容母親的舉動為「1940、50年代出生的才有的強烈的憂鬱」。
阿乙自稱「農家子弟」，雖然對自己的農村回憶快將消失、農民淳樸性格的消逝感震撼，卻不惋惜農村在時代巨輪下被輾碎。「我們這一代的憂鬱已經沒有這麼重了……我們的心在遠方，在都市，在紐約、香港、新加坡、迪拜，在一些經濟輝煌的地方。對鄉村的消失，有時候還會拍手稱快，覺得更好，巴不得整個鄉村被取代更好一些。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的，就算鄉村的生活徹底地崩壞了，我不會感受到很大的傷害。」
阿乙認為自己是「無辦法老老實實待在農村裏的代表」，對農村的感情淡。「總之就把它看成流水一樣，靜看它流走，其他的，我真的沒有如母親那樣的感受……我甚至不能理解過去那種生活的必要，我們這世代對鄉村生活的需要是愈來愈低，愈來愈回不到農村生活」。
◆戶籍制 罔顧人的尊嚴
「我現在是城鎮人呀……可是我認為戶籍制度應該取消。」阿乙於江西農村出生時登記農村戶口，因為曾於縣城當警察，所以能轉籍到城鎮。阿乙曾在一個訪問中表示，母親自覺出身於農戶，覺得禍害子女，深感沒用。他縱沒遇過戶籍歧視，但坦承農民身分一直為其帶來屈辱的感覺，「你可以想像美國會給黑人辦一個黑人的身分證嗎？或者白人一個白人身分證嗎？」他認為戶籍制度為了管理方便而罔顧人的尊嚴，亦不公平地區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影響農戶在城市生活的權利。
農民身分帶來歧視
阿乙亦認為戶籍制度影響人民接受教育的自由。「如果我有子女，我可能要存很多錢讓他們上國際學校，因為他們沒辦法上北京的(公立)中小學，得回老家(江西)上學。」有些人會想：「你的子女在北京上學，就佔有本地的師資。」阿乙雖然暫時沒有打算生孩子，可是想想也會生氣。「我一直在北京生活，我的孩子為什麼不可以在北京受教育了？要是有一天我要孩子，肯定被這種事情搗得很惱火。」
好比印度種姓制
雖沒明文規定，但戶籍制度亦帶來社會「潛規則」。阿乙以印度的種姓制度比喻城鄉婚姻。「如果中國農戶的女人嫁城市男人，就是『順婚』；城市女人嫁農村男人就不是。人們都會很詫異，覺得『這女的是腦子有病嗎？』這種故事(城市女人嫁農民)只能在小說裏發生」。
■相關概念
城鄉差異(urban-rural gap)
戶籍制度(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改革開放(reform and opening-up)
農民(peasant)
文：何思諾
圖：何思諾、鄭律銘
[通通識 第5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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