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歲參加學生運動，21歲當選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平民出身的習仲勳參與創建了陝甘邊特區，後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管家」。「文革」期間，習仲勳蒙冤十餘年。改革開放時期，他主政南粵，帶領廣東「殺出一條血路」。
據《京華時報》報道，對於習仲勳的一生，他的夫人齊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說，仲勳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懷寬廣坦蕩，從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這也印證了習仲勳那句流傳甚廣的自我評價：「我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的『左』錯誤。」
自古英雄出少年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勳出生在陝西富平縣城西南10餘公里外習家莊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春，習仲勳進入渭北地區最有名的立誠公學高小部。這是一所具有濃厚民主進步色彩的學校，也是渭北地區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地點之一。在這裡，習仲勳開始了人生的新起點。不到13歲，習仲勳就加入了共青團。 1927年底，習仲勳與數名進步學生被抓，入獄4個月。在獄中，習仲勳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2月，習仲勳揮淚辭家，走上了追尋革命的道路。1932年3月，習仲勳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他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建立的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也成了中國北方地區第一個山區革命根據地。
1934年11月，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年僅21歲的習仲勳當選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毛澤東帶領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第一次見到習仲勳就十分驚訝：「你這個主席原來這麼年輕。」
1936年8月，習仲勳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守衛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他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抗戰勝利後，習仲勳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局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習仲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
1952年9月，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 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後，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讚，被譽為國務院的「大總管」。
「文革」蒙冤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停職審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革」爆發後，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後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結束後，習仲勳才徹底平反。
蒙冤時期的習仲勳，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其子習遠平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這樣寫道：「(7年後再見面)父親與我幼小心靈中的形象已截然不同：一頭烏髮已然不見，瘦了，蒼老了，兩鬢斑白。他凝視着我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誰都沒想到，父親與全家人相互打量著，見到我時，他問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是近平還是遠平？」聽到他這樣問我，大家都哭了，父親的淚水也奪眶而出。」
參與創辦經濟特區
1978年4月，中央決定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到廣東不久，習仲勳就遇到「偷渡外逃」這個老大難問題。他實地來到收容站，問外逃人員：「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有人回答說：「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習仲勳哭了。他說：「這個不怪你們，是我們沒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習仲勳意識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經過深入思考，他認為如果中央給廣東一些特殊政策，廣東完全有能力把經濟搞上去。
1979年4月，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在向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時，習仲勳鄭重提出，廣東鄰近港澳，可以發揮這一優勢，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雖然有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得到許多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對此非常贊同，並追溯陝甘寧的傳統，提出「特區」的概念。談到配套資金，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
在廣東，習仲勳還做了另外一件大事：在習仲勳的努力下，不到3年的時間，「文革」中被立案審查的11.2萬名幹部被平反。
回到中央
1980年11月，習仲勳調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增選習仲勳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在中南海勤政殿辦公，習仲勳在這裏度過了7年時光。
回到中央工作後，習仲勳依然保持着愛民之心。1985年11月，習仲勳到江西考察，當時陪同的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萬紹芬曾撰文回憶說，因為路遇堵車，警車不時鳴響警笛，還從車上伸出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過往車輛注意讓道。看到這些，原本與萬紹芬侃侃而談的習仲勳，臉色立即變得嚴肅起來：「車上坐的不是老爺，我們是來給老百姓辦事的，不是來給群眾添麻煩的！」中途停車時，習仲勳親自去與警車上的人員溝通，要求不要揮旗鳴笛。
反對不切實際的做法、反對鋪張浪費也是習仲勳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貫原則。1961年4月，習仲勳到河南長葛縣調查。他發現在縣城搬遷過程中，新縣城仿照北京長安街設計，有一座像人民大會堂那樣的禮堂，佔用了大量農田。為了建設新縣城，還強迫農民拆遷，甚至動用民兵武裝強制推行。習仲勳直言不諱地批評當地，「腦子裏沒有群眾利益，只有個人利益，這樣的黨員就不夠格！」
1993年3月，習仲勳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晚年時光多數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珠海度過。2002年5月24日，習仲勳在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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