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今年農曆新年，桂林街如常有夜市，攤販在街頭做小買賣，大學創作班的學生去看了，回來卻在散文作業裏寫成「街頭星羅棋布的商業活動」。那些明明是擺賣蒸腸粉與燒雞翼的非法小檔，卻用了「商業活動」這個經濟學的學理詞，令人聯想到日間那邊推銷寬頻合約的街站。至於「星羅棋布」的形容詞，也令人想到規規矩矩的劃分，而不是亂中有序的路邊攤。濫用了一個形容詞，就堵塞了思路，無法如實描述街頭攤販的情况。
中國現代文學家沈從文於1935年寓居北京之時，懷緬湘西故鄉，寫了〈桃源與沅州〉一文，諷刺文人雅士往桃源、沅洲一帶尋覓桃花源的愚昧造作，歌頌當地勞苦民眾的樸實高貴。沈從文的文筆樸實，兩相對比，頗可以顯示今日香港中學生濫用學術名詞和形容詞的弊病。
語言堆砌 小品不宜
香港學生受到現代漢語的句型教學的不當影響，而且自小以學校為家，過分崇尚學理，寫作上往往有語言堆砌的毛病，愛用複詞及學理詞、形容詞，明明是家裏「餵貓」，寫成「餵飼貓隻」；「家住旺角」，寫成「我家居住在旺角」。現今的學生，沒機會幫父母看舖收銀、養雞耕田，做家務、看管弟妹的機會也沒有，在日常生活消耗不了理性，便將理性搬弄到寫作之上。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在官署已經被理性磨夠了，出了官署，寫起詩詞歌賦或小品隨筆，便用簡樸的日常語言，寄託性情。辛棄疾的〈醜奴兒〉，道盡此理：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語還休。欲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沈從文寫作之前，投入軍旅，他1917年高小畢業後，在「湘西王」陳渠珍的湘西護國聯軍辦理雜事，後任陳渠珍書記。理性的事，辦過不少，當然也知道世道人情有其荒謬之處，並非理性可以究辦。在〈桃源與沅州〉，他如此寫桃源縣城：
「桃源縣城則與長江中部各小縣城差不多，一入城門最觸目的是推行印花稅與某種公債的佈告。城中有棺材舖，官藥舖，有茶館、酒館，有米行、腳行，有和尚、道士，有經紀、媒婆。廟宇、祠堂多數為軍隊駐防，門外必有個武裝同志站崗。土棧、煙館既照章納稅，就受當地軍警保護。代表本地的出產，邊街上有幾十家玉器作，用珉石染紅著綠，琢成酒杯筆架等物，貨物品質平平常常，價錢卻不輕賤。」
帶頭的是政府徵稅和發債集資的告示，店舖是棺材店和藥店，祠堂廟宇又被軍隊佔領了，讀來就見到一個被現代管理糟蹋了的舊城鎮，弄得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商人失去淳樸，用廉價工藝品欺騙遊客。
理性干預損靈氣
未經世故的作者，一定忍不住手，這樣落筆：
城中最多的是棺材舖，官藥舖，其次是茶館酒館，夾雜幾家米行腳行。街上和尚道士充斥，經紀媒婆穿梭往來…。
可惜啊，這樣寫，就失去了真實感，毫無靈氣，作者的理性干預太多了，像一篇桃源縣城的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然而，我們的考試制度，卻偏偏獎勵這種文風。是故，香港訓練不了寫公文的實幹人才，寫小說散文的才子才女，也不見得多。因為學生用寫公文的方式來寫小說散文，又用小說散文的風格來寫公文。只要寫得字數多、成語多，句型複雜，就可以取得高分數了。
唐人裴行儉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說的是讀書人要器量寬大、見識廣闊，才可以做文章。青年人在家裏必須多做實事，將理性語言在實務使用夠了，寫文章才知道如何遣詞造句，不會在抒情文章亂用經濟學、社會學的用語。要平實敍事，多看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等的樸實小品，也有裨益。
文：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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