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此次三中全會《決定》公布前，外界對城鎮化改革頗有期待，《決定》也再次指明全面開放大中小城市落戶制度，但對如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仍嚴格控制。美國華盛頓大學長期研究內地流動人口、土地流轉的地理系教授陳金永則認為，這樣的提法由去年開始就有提出，故並無新意，且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的決定，在某些落後地區或存在隱形危機。 堅持依政治等級劃分行政區 《決定》中首次承認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並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但對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特大城市的落戶則嚴格控制。 陳金永認為，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流動人口恰恰會被這樣的特大城市所吸引，所以目前看來如此決定並未有較大新意及進步，而背後揭露出，目前政府對行政區域劃分仍堅持政治等級，並非市場經濟，如此舊的方法並非內地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解決之道。 推進住房抵押或反害農民 針對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的決定，在陳金永看來則是此次城鎮化決定的亮點，並相信此後會有一系列相對利好政策出台。但這其中也存在隱形的危機，他認為，如此決定在如珠三角這樣發達地區鄉鎮會有好保障，因相對而言法律較完善；但在落後地區農村由於無公平的環境，土地拍賣價格難有保障，如此或致農民失去土地，社保、養老無着。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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