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至1961年的內地「三年大饑荒」距今已逾半個世紀，內地教課書將其稱為「三年困難時期」，解釋為因大躍進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政策所致的全國性缺糧和饑荒；經歷過那段歷史而倖存的一代人早已屆風燭殘年，耆耆老矣，記憶中雖仍深植饑餓的夢魘，但「不能亂說話」的禁錮卻讓他們始終保持緘默。為還原歷史真相，內地紀錄片導演吳文光於2010年發起「民間記憶計劃」，讓一批「85後」年輕人返回各自的村莊，透過拍攝和採訪經歷上述事件的老人，希望拼湊出當年真實的景象。截至目前，他們已確認最少233人「因飢餓致死」。明報記者 果蕾 報道
婆婆憶子死前幻覺看見飯
「現在我知道什麼死法最可怕，就是餓死！」29歲參與記錄者鄒雪平接受本報採訪時說，第一次返回家鄉山東省鄒家村採訪時，聽到生於1928年的村民宋秋英對「三年饑荒」的憶述時，她深刻感覺到飢餓的痛苦。當時宋的婆婆、父親都餓死了，「11歲的兒子，最後一頓吃了榆樹上的蟲子後，就再也沒吃了，臨死前在炕上說：『娘，你弄碗飯擱那做啥？』宋秋英回應說，哪有飯啊？他兒子餓得有幻覺拍着炕說，『這不是嘛！娘？你哭啥？反正是死……』」
鄒在她近期的採訪中才剛知道，她的小叔也死於饑荒年代。據她統計，「三年饑荒」期間鄒家村因飢餓致死最少36人，涉及17戶。
壯漢變皮包骨啃糠丸子死
同樣情况也發生在羅兵負責調查的湖南省羅家屋，村中最少餓死8人，壯漢劉壽雨的死最讓人唏噓。羅兵說：「劉這人聽說生得高大，被餓得就剩下骨架，有人看他可憐就給了些糠做的丸子，他一口氣吃了11個，最後拉不出來憋死了。」探尋民間記憶也讓記錄者深感時間緊迫，村子在消失，老人也在逝去。羅兵採訪的43個老人中已有6個老人相繼去世。
在毛澤東推行的「三面紅旗」政策下，導致全國大量人口死亡。對於具體的死亡數字，多年來頗具爭議，中國政府並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數，僅承認1960年相對1959年人口淨減1,000萬，也有人認為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000萬人。
另一名記錄者章夢奇在湖北省釣魚台村採訪年齡最大的、生於1926年的余先堂也已去世了。她最近接受本報採訪時回憶說，1958年亂吃食堂，1959年開始有人餓死，「糧食都被磕殼運走了，村民平均一月二両穀，後來就吃樹皮、雜草，還有人撿人屎回來和渣草煮着吃，吃得人都發腫。」據該村44個受訪老人回憶，當時村裏最少餓死14人。
這樣的細節在歷史書中鮮有提及，「現在的歷史都是官方歷史，但最深刻的記憶流於真正經歷過那段歷史的民間，但普通人卻又遠離發聲渠道。」發起人吳文光稱，4年間「民間記憶計劃」逾190位參與者已走訪19個省、194個村，採訪1,166個老人，歷史回憶涉「土改」、「大躍進」、「三年饑荒」、「四清運動」及「文革」。
尋根推動年輕人為家鄉付出
記錄過程中，也讓這群「85後」記錄者找回自己的歷史，讓他們從疏離自己的村莊，變得深入其中甚至參與改變家鄉，為留守老人、兒童建戲台、圖書館；同時也發動村民為「三年饑餓逝者」立碑。逝者名單統計截止去年4月，僅16個村就收到263個「因饑餓死亡者」信息，其中233個為飢餓致死，目前，已有3個村為「三年飢餓逝者」建起墓碑。
正如吳文光所說「這個工作沒有盡頭」，記錄者也從當年被拒受訪的沮喪中走出，更積極地記錄、參與村莊現實。羅兵稱，在採訪及立碑過程中也並未受到官方阻攔；僅前年參加上海藝術雙年展上，他們拍的紀錄片在最後一場展映時被通知不得放映。他說：「但無論怎樣，記錄仍將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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