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何曉清在上月出版新書Tiananmen Exiles，以第一身口述歷史方式講述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王丹、沈彤和易丹軒的經歷和想法。其中當年是廣州學運領袖的易丹軒，並沒如王丹、沈彤這些北京學生領袖般受注目，較少傳媒報道。易丹軒六四後沒受審便被囚了20個月，審後再判囚兩年，他在書中描述監房只得4.5米長，2米闊，卻有7至8名囚犯，非常擠迫，當時他感到徬徨困惑，不停思考，但仍認為自己沒有做任何錯事。

那時候他參加學運，理由只是他作為學生，認為是時候肩負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從沒想過政府會叫軍隊開槍，六四事件令他覺得被政府欺騙了。放監後，易丹軒被逐出校，唯有申請簽證到美國讀書，但過程並不順利，因為只讀了一學期便因沒錢而輟學，後來做了幾年工作，才儲夠錢再讀書。儘管自由，但他感到不開心，家中早預備了兩個行李篋，希望隨時可以返回中國。

父死卸包袱 沈彤：更要推動民主

沈彤因為從商而曾經獲邀返北京，在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圈子中備受爭議。他在民運時不贊成絕食，但書中稱他近年看到阿拉伯國家的革命，令他想法改變，贊同絕食手段，甚至認為如果當時目標改為推翻中共，無論成功與否，結果可能很不同。

沈彤特別後悔在1989年民運後期，沒有多些到醫院陪伴留院的父親，當父親去世時，他已經流亡海外，沒機會出席父親的葬禮，但父親的死令他更有力量去推動民主運動，因為父親不再需要擔心他。

王丹：1989帶出中國人性最好一面

王丹則在書中提到80年代是中國最好的時期，社會充滿希望和新意念，大家臉上都掛住笑容，但六四事件後，這些在90年代已看不見，雖然中國人在物質上更富有，但精神上沒有變得更富裕。他說﹕「我覺得1989是一個帶出中國人性最好一面的時間，但最後我們面對的是軍事鎮壓的現實。」